也许是时间上的巧合，东西方在17、18世纪出现过几位著名的君主。与康熙同时代的，有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大帝(在位43年)。康熙(在位61年)是清代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封建文人赞美的康雍乾“升平盛世”就是在他手上开启的。
在中国历朝皇帝中，就勤学苦读和中西古今的文化素养而论，没有哪一位可与康熙相比。除主持一些大型科研项目，如《数理精蕴》的编纂、《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之外，他还留下了一部研究博物学的笔记《几暇格物编》。这是康熙在政事余暇期间学习、研究和考察自然现象、文化问题所写的读书心得。全书共收93篇短文，约两万字，由六大部分组成。每事皆按条目编写，或长或短，类似后来词书中的词条或年鉴中专门论述一个问题的条目。
其中，有不少是康熙出师行猎和巡视各地所撰写的关于物产资料、山川动物、江河鱼类、草木药材、风云雷电、潮汐地震、语音方言、风俗习惯的考察记录。比如，“黄河九曲”“九河故道”“江源”等河源、流向的讨论，“石盐”“哈密瓜”等特殊物产的记述，“蒙气”“地震”“地球”“潮汐”等一些地理现象的观察释读。此外，札记中涉及的动植物也特别引人注目。
「地球」
《几暇格物编》大约是在康熙四十年开始编纂，写作一直持续到康熙去世，雍正十年正式成书刊印，书名意为康熙日理万机之暇所作笔记汇编。乾隆时期编修的《四库全书·集部》收录该书，让部分内容得以为学人所亲睹。光绪五年，清政府将清历代皇帝御制文合刊在一起，《几暇格物编》被收进“康熙卷”第四集。把该书作为单行本刊印的，是清末的镶白旗人盛昱。盛本是光绪年间刊刻的大字石印本，共两册，书尾有“朝议大夫前国子监祭酒臣宗室盛昱敬录”的字样。“中国古代科技名著译注丛书”收录李迪译注的《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是最为完善的校注本。
当年来华的欧洲人特别留意将中华文化传递到欧洲。法国人韩国英于1771年在《中国论考》第四卷发表《康熙帝对科学和博物学的考察》，该文部分内容之后被达尔文作为案例写入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
《几暇格物编》法文摘译本共计42条，但译本中的漆、婴儿、气候、营养品、饮水五条不见于《几暇格物编》原文。五条均按康熙自传口气写有按语，这在清代中西书籍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谜。
古代中国很早就有“天圆地方”“天圆地平”的概念。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地圆说”和地球经纬图，由利玛窦引入中国。他以赤道为中心，平分地球为南北两半球，并画了南北二回归线、南北二极圈线，相应地又把气候分为一个热带、两个温带、两个寒带。
西方地圆观念冲击了传统的天圆地方、天圆地平的观念意识。地球是球形的，在自然空间认识上就超越了传统的东南西北和上下左右二维观念，从而建立起三维方位的立体观念。与之相应，还进一步明确了大地有内外、核心和边缘、旋转运动和表面无中心等特征。这些具有颠覆性的观念，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我们看到，《几暇格物编》中有“地球”一条:“自古论历法，未尝不善，总未言及地球……自西洋人至中国，方有此说，而合历根。”康熙使用“地球”“北极”等地理概念的意义非同一般，可谓中国古代君王重视西学新知的显例。
「地震」
根据现在通行的板块构造理论，引发地震的主要因素是地球各大地质板块或大板块内的小板块互相碰撞、摩擦。比利时人南怀仁在《坤舆图说》中驳斥了中国古人对地震的种种误解，如以为“地含生气，自为震动”“地体犹舟浮海中，遇风波即动”以及“地内有蛟龙，或鳌鱼转奋而致震”等。
《几暇格物编》有“地震”一条，称:“大凡地震，皆由积气所致……盖积土之气，不能纯一，闷郁既久，其势不得不奋……深则震动虽微，而所及者广；浅则震动虽大，而所及者近。广者千里而遥，近者百十里而止。适当其始发处，甚至落瓦、倒垣、裂地、败宇，而方幅之内，递以近远而差。其发始于一处，旁及四隅……故大震之后不时有动摇，此地气反元之征也。”
康熙在这篇600多字的篇文中较为详细地讨论了古人对地震的认识，全然没有言及“天人感应”说，而是提出了“地震，皆由积气所致”的“气动说”，有来自古书《老子》《国语》，也有引用唐人李淳风撰《玉历通政经》、明人谢肇淛《五杂俎》等论说。想来，康熙的老师南怀仁关于地震的讨论，对他产生了影响。如《坤舆图说》就指出地震是因内所含热气所致，“地外有太阳恒照，内有火气恒燃，则所生热气渐多，而注射于空隙中，是气愈积愈重，不能含纳，势必奋怒欲出，乃猝不得路，则或进或退，旋转郁勃，溃围破裂而出，故致震动”，正如火药充实于炮铳内，火一燃而冲突奋裂，乃必破诸阻碍而发大响也。
《几暇格物编》还注意到中国地震分布的不平衡，简单概括就是“西北多、江浙少”。康熙统一台湾后，非常留意台湾频发地震的实况，专门提及“然边海之地，如台湾月辄数动者，又何也？海水力厚而势平，又以积阴之气，镇乎土精之上。《国语》所谓‘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此台湾之所以常动也”。岛屿地震也见之《坤舆图说》的解释:“海中之岛亦多震者，因外围之海水与内所含之硝磺多致生热气，热气既炽，必发震也。”
「瀚海」
康熙对动植物有着浓厚的兴趣，且他的喜好并不仅停留在欣赏外观，还注意开发和应用一些有价值的植物。
《几暇格物编》在“各作泥腊”一条中记载:“西洋大红，出‘阿末里葛’。彼地有树，树上有虫，俟虫自落，以布盛于树下收之，成大红色虫，名‘各作泥腊’……用之设采，鲜艳异于中国之红紫。是即古之紫铆无疑。而北宋以前画用大红色，至今尤极鲜润者，实缘此也。”
“阿末里葛”，即亚美利加的音译；“各作泥腊”，是西文胭脂虫红颜料Cochineal的音译，由美洲热带和亚热带仙人掌的蚧科雌性介壳昆虫的干燥躯体粉碎制而成；“紫铆”，今称虫胶、紫胶，由一种紫胶虫生成的，雌虫呈黄褐色或紫红琥珀色，雄性呈鲜朱红色，寄生于牛肋巴或一些树木上，产于中国南方、印度和南洋广大地区。《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八记有“紫铆树，出真腊国，真腊国呼为‘勒伝’”。为阐释清楚，康熙还进一步引用了西晋张勃《吴录》、唐代药学家苏敬《新修本草》、元朝周达观《真腊风土记》里面提到的相关内容。
在《几暇格物编》中，还有不少关于陆海关系的思考。
比如，记述鱼类的有“达发哈鱼”，是一个音译合译词。该条写道:“达发哈鱼，黑龙江、宁古塔诸处皆有之。每秋间从海而来，衔尾前进，不知旋退，冲积河渠，莫可胜计，土人竟有履鱼背而渡者。”此文描述的是大马哈鱼及其大规模洄游现象，颇像康熙狩猎东北时期的亲眼观察。
又如“石鱼”:“喀尔沁地方有青白色石，开发一片，辄有鱼形，如涂雌黄，或三或四，鳞鳍首尾，形体具备，各长数寸，与今所谓马口鱼者无异。扬鳃振鬣，犹作鼓浪游泳状。朕命工琢磨以装砚匣，配以松花江石，诚几案间一雅玩也……宋人《石鱼诗》云:‘相传此石能辟蠹，功在琅函并玉储。’然未有如斯之纤悉克肖者也。其与石俱生耶，抑鱼之化？如零陵之燕，海南之蟹耶？物理之不可全穷又如此。”
以现代科学眼光来看，康熙有关“石鱼”的记述与古生物学知识相关。在今通辽、呼伦贝尔广大地区发现的“石鱼”，实际上是中生代的狼鳍鱼化石。这种鱼原来主要分布于中国北部，属已灭绝的原始真骨鱼类。康熙注意到《水经注》和《酉阳杂俎》等都曾提及湖南衡阳有“石鱼山”，山上的石头具有鱼的形状，就像刻上去的一样。由此，还提出了疑问:石鱼是与石俱生的呢，还是鱼的转化？继而，发出了事物的道理竟这样不能完全推究穷尽之感叹……
再如“瀚海螺蚌甲”:“瀚海一望斥卤，无溪涧山谷，而沙中往往见螺蚌甲。蒙古相传云:当上世洪水时，此皆泽国也。水退而为壅沙耳。”
瀚海指一望无际的盐碱地，没有溪涧山谷，而沙子里往往见有螺蚌壳。蒙古族人有一种传说:上古洪水时这些地方都是水乡泽国，大水退走后而积下沙堆。古来西北水地大水汇聚之处，见于史书记载的，现已有一半变为陆地，而仍称为“瀚海”，意思是其本来并非沙漠。康熙摘录洪水之说，以补充前人所未发，当然也是希望能启发人们对陆海关系展开更多思考。
「“至宝”」
随着清代统治区域向南方滨海的延伸和拓展，康熙还将眼光从陆海关系投射到遥远的海洋世界。
古人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一种生物可以转化为另一种生物，如蚕变为蛾、蛹化为蝶，由此也引发了“化生”说。“化生”的突出案例是把陆地动物与海河鱼类附会，说明不同生物之间所发生的变异，如鲤鱼跃过龙门而化身为龙。先秦文献中就有一些关于生物转化的传说，如《山海经》中有炎帝之女游于东海而化为精卫鸟、《庄子》中有“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康熙是中国古代化生说的积极拥护者，“海鱼化麅”一条就突出反映了他的这种化生观念:“黑龙江一带地方，每冬令则有白项野麅，从海边来，盈千累万，不可胜数。形比内地者微大，肉亦肥，但其味稍腥。想海鱼化生之物，故与山林所产不同。《月令》云:‘雀入大水为蛤，雉入大水为蜃。’想此类乎。”
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祈雨的习俗，至于采用何种法子，各个民族有自己不同的祈雨之法，旧有采用焚烧云虎祈雨的做法。《几暇格物编》所记蒙古人利用动物体内的结石“鲊答”用于祈雨，亦有所本。如元杨瑀《山居新语》云:“蒙古人祈雨，取以石子数枚浸以水盆中玩弄，口念咒语，多获应验。石子名曰:‘鲊答’，乃是走兽腹中之石。大者如鸡子，小者不一，但得牛马者为贵，恐亦牛黄狗宝之类。”
走兽腹中的“鲊答”，李时珍将其收入《本草纲目》卷五十的“兽类”，认为是牛马猪等家畜皆有之“至宝”。医学史家范行准证实这是一个外来的译名，最早见之阿拉伯名医阿文左阿的笔记，是一种西洋解毒石。艾儒略《职方外纪》称，在赤道下的渤泥岛“有兽似羊似鹿，名‘把杂尔’。其腹中生一石，能疗百病，西客极贵重之，可至百换，国王藉以为利”。“把杂尔”即古葡语Bezar，今译“牛黄”。《本草补》将其称之为“保心石”，服之令毒气不攻心。
《清史稿》称赞《几暇格物编》“为古今所未觏”，虽然有所夸张，但此书的相关内容确实非常奇特。从中可见，康熙不仅重视阅读本土的古籍，也注意吸收域外新知识，并致力于本土自然事物的采集、分类和记录，颇能体现在博物学方面有着中西古今宏阔的视域以及对新知的追求。可惜，这一博物学笔记的手稿完成后深藏宫中，在其生前未能得以公开传播和广泛流传。
